梁启超《欧洲战役史论》 北京匡时近日宣布,一部梁启超写给儿子梁思成的手稿《欧洲战役史论》将亮相。据悉,这本书被誉为“灌输国民常识”的一部经典著作,手稿具有重要文献价值,颇为珍贵。 去年匡时拍卖的“南长街54号”梁启超重要档案在引发北大与凤凰集团争抢、引发国家文物局、南京政府高度重视。此次亮相的《欧洲战役史论》,逾200页的著作共分两册,不仅详实记录了梁启超对“一战”之初世界时局的分析,而且也佐证了他为推动中国参战所做的努力。 此手稿扉页上,梁启超题明为十五岁的儿子梁思成所著。他写道:“一九一四年之战世界有史以来第一大战也。生其时而恭睹之,宁非人生一奇遇。思成生于二十世纪之第一年,其十五岁生日则战事正酣也。”据了解,1914年12月,上海商务印书馆曾以此手稿为据出版《欧洲战役史论前编》一书,且反响巨大,被誉为“灌输国民常识”的一部经典著作。“其实,早在‘一战’爆发的十几年前,他就预言欧洲必有一场大战,且在两大战略集团对决中,德国必败。”《梁启超传》作者、学者解玺璋介绍说。 相关史料记载,在“一战”期间,出于国家民族利益考虑,梁启超曾力排众议,积极主张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国宣战。“当时他是希望中国能直接出兵,不过最终是十多万华工参战。”解玺璋介绍说,这部手稿为如何认识当时中国参战的意义,以及梁本人所发挥的作用,都提供了一定参考。 此外,除了文献价值,单纯从拍品上说,这部手稿也颇为珍贵。“由于古籍善本的大买家一旦买进,轻易不会再转手,它们将在市场越来越难见到。”北京华夏传承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顾问张正欣认为,由于稀缺及流动性不足,古籍善本尚难进入主流拍卖领域。 梁启超权威研究专家、北京大学教授夏晓红表示,因时局观察都有时效性,尽管梁氏预言并不那么准确,但其能够及时成书,且思路宏阔、文笔酣畅,已足见其杰出史才。 《欧洲战役史论》记事 一战爆发当年(1914)的冬天,梁启超写成了《欧洲战役史论》这本后来传颂一时的名著,随即又在《大中华》杂志上连续发表长文《欧战蠡测》。 在《欧洲战役史论》序言中,梁启超说:“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,而藉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,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,则区区之荣幸,何以加兹。”(自序),“此次大战,予我以至剧之激刺,吾以为是国人研求外事之良机会也。”(第二自序) 在新近发现、即将(2013年6月)在京公开拍卖的《欧洲战役史论》手稿上,梁启超的封面题词,颇能解释其写作意图: “一九一四年之战,世界有史以来第一大战也。生其时而恭睹之,宁非人生一奇遇。思成生于二十世纪之第一年,其十五岁生日则战事正酣之际也。以所著史论厚稿畀之思成,读此其亦知:国之立于天地至不易易,而长思尽瘁以报也。乙卯三月初二日。饮冰。”(见图) 梁思成生于1901年4月20日,农历三月初二。赠书这天“乙卯三月初二日”,即1915年4月15日,正是梁思成的农历生日。此时,正值日本步步逼迫中国接受“二十一条”,梁启超勉励儿子“国之立于天地至不易易,而长思尽瘁以报也”,其“鹰派”情怀溢于言表。 《欧洲战役史论》甫一出版,即洛阳纸贵。商务印书馆在其营销文案中说: “梁任公先生文章之价值,举国所共知,论史之文尤其特长。前此如《意大利建国三杰》等篇,读者殆无不神飞肉跃。今兹战役,因果纠纷、形势诡异,非先生妙笔,孰能传之。本馆当战事初起,即请先生编纂此书,幸承许可,而先生极郑重其事,搜集材料、结构章法、几经斟酌致避嚣郊外,竭全力以成之。 “本馆敢信,无论何人一读此书必不能释卷,非终篇断不肯修,盖先生之文体,本有一种魔力,此篇又其精心结撰之作,故趣味洋溢感人极深也。人生今日,适遇地球上有此空前之热闹戏剧,苟不留心观听自问亦觉辜负。然非先知脚本大意,则亦何能领略真味,苟无先生此书,则吾辈真如聋、如聩耳,且先生费数月之力熔铸数十种参考书,以成斯篇。吾辈但费数点钟一读,则事势了如指掌,天下便宜之事何以过此。况先生之文虽极雄奇,又极通俗,凡商界及小学生可解。 “本馆为灌输国民常识起见,谨普劝全国人各手一编,诸君读后,方信本馆之言非诞也。” “灌输国民常识”,树立“国民自觉心”,确是梁启超研究欧战的目的,他在随后发表的《欧战蠡测》一文中说:“吾侪对于此次欧战之研究,一方面可以得最脓醒之兴味,一方面可以助长极健实之国民自觉心。” 读史的意义,就是以古鉴今,梁启超在《欧洲大战史论》导言中说: “闻诸智者见事于未形,未形云者,非无形也。月晕而知风,础润而知雨。风雨之未至,而其形则既具矣。特为他种现象所彰,隐伏焉而未予人以共见。……史家之实,不徒在叙述事实之真相而已,其重要者则在深察事实联络之关系,推究其因果之起卒,以资今鉴而垂来训,兹编是作。” 战争是良机 “鹰派”梁启超,对所谓的世界“和平”,早已失去了信心。 在1912年的《中国立国大方针》一文中,他就指出,各国“汲汲于内联而外略,以务自广其土宇”,第一个原因就是当今世界乃是所谓“军容平和时代,日本所谓武装的和平,非有大兵力,不足以自固其圉”。这种靠武力均势维持的“和平”,十分脆弱。 在《欧洲战役史论》一书中,梁启超认为,自普法战争告终后到欧战爆发前这40余年和平,靠军事及外交均势维持,这种均势既是和平之保障,又是争乱之因缘,“各有所以互相倚以为重者,则易以陵人,及至予人以不能受”。这种和平,完全不可持久,天演进化法则之下,优胜劣汰。 梁启超认为,欧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良机:“今兹之役,宁非予我千载一时之机会,吾将以宣告中立故,将举凡各交战国之租借地,悉令解除武装,交我暂为管理以待战后之谈判;吾将乘彼商业消歇之时,大奖厉吾工商业,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,而自莫与吾竞。” 他说:“此次欧战,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,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。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,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,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。若不此之务,而惟自亡是求,亦已焉哉。” 当时,亡国论甚嚣尘上,梁启超分析说,第一种亡国论,“谓欧战发生,借款无望,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”,他认为这是“最无价值”的说法:“号称曰国,而恃借款自活,不亡何待?即暂时未亡,而借款愈多,破产愈迫,是日种亡根也。”欧战爆发,中国借款之路绝,“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,其或者财政上从此自立之道,孟子所谓生于忧患也。” 第二种亡国论,是担心中国走上土耳其的命运。梁启超通过比较中国与土耳其,认为土耳其的问题,在于国内小国林立,民族众多,土耳其政府“不能以己力同化之,又不能舍己以同化于彼,且其诸种者亦不能相互同化,是以势不得不裂为数国而亡随之也”。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。 第三种亡国论,是“所谓欧洲列强之外,尚有人焉眈眈于我卧榻之旁,畴昔以均势之故,有所惮而莫敢发,今乘列强力不能及远之际,岂复肯坐失此机,则中国之势,真如累卵矣。”这说的就是日本的威胁。梁启超承认,这也正是他“日日忧之”的问题,但即便如此,也未必亡国:“国际公法虽曰不足恃,但无论何国,终不能毫无口实而兴兵以灭人国,彼虽日夜处心积虑以谋此,然必有机可乘然后能得志。”这种机会,一是中国主权者与它定盟约,将统治权的一部分移交给其手,然后其会取之,二是中国处于无政府状态,各军队纷纷割据相攻,各省小政府分立,日本乘机而勘定中国。但是,欧战期间的中国不会给日本此两种可乘之机,将来若有这种机会,则不是日本亡我,而是我国自亡。 梁启超总结说: “吾欲登昆仑山绝顶大声疾呼,以告吾国民与曰,‘战争中及战争后,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,而决不致使我于亡,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,然苟吾不自亡,决无人能亡我,而存亡之数,可谓与欧战决无关系。’” 在梁启超看来,虽然并不赞成德国俾斯麦“战争为万善之根原”之说,但也认为:“事势既迫于无可逃避之时,则以战争为一种清洁治疗之医术,良不敢绝对的认为罪恶……每经一次绝大战役之后,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,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。”(《送一九一四年》) 对于欧战各国当时所普遍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,梁启超在《欧战蠡测》一文中进行了分析,认为参战国国民之所以能够“视战争为义务”,“其一由国家组织日就完善,内部偏受压抑之人渐少,国中不平之气渐消,故能抟控其民为一体,有事斯得其用;其二由政治日日改良,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日亲厚,人民共知国家为己身托命,无国则无所怙恃,故一遇国难,则如手足之捍头目;其三由教育日普及,多数国民,皆明于世界大势,知物竞至烈,非厚集其力不足以相倚而图存,断不肯漫争意见,自取分裂,以致削弱。” 梁启超因此感慨:“吾国民睹此,其可以鉴。若在上者怙势以藉践吾民,致吾民不复知有国家之乐,一旦有事,何以相使?而或者乘国家多难,率野心以煽乱,以为人驱除,吾益不知其时何肺肠也。” 在梁启超看来,民生就是战斗力,要抵御外侮,必先改良内政,“我国今日最患苦者,乃区区政治问题耳。政治一改良,则凡百皆迎刃而解。”(《中国与土耳其之异》 |
本文导航